中国古代易经对女同性恋的态度
中国古代对女同性恋的唯美描写:如诗句,文章皆可
窈窕淑女！◎
嘻嘻
中国古代存在同性恋现象吗？
当然存在，古人所说的断袖之癖、龙阳之好指的就是古代的同性恋者。不光平常百姓中存在同性恋现象，就连帝王之中也有，例如晋卫灵公与弥子瑕、战国魏王与龙阳君、汉高祖刘邦与籍孺、陈文帝陈蒨与韩子高等等。《战国策•魏策》中就有记载龙阳君有一天陪魏王钓鱼的故事，因为龙阳君担忧魏王有一天会被其他美人吸引而暗自悲伤，魏王为了抚慰龙阳君，郑重的颁布了命令，不许下属的官员朝他进献美人。可见魏王对龙阳君感情的深厚。这也就是“龙阳之好”都由来了。其中，最令后世感动的便是陈文帝陈蒨与韩子高之间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了。韩子高，本名叫蛮子，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美男子，他的美不是那种妖艳的美，而是非常的清秀俊朗。蛮子16岁那年遇到了陈霸先的侄子陈蒨也就是后来的陈文帝。陈蒨对他一见钟情。从此，韩子高便跟随着陈蒨，陈蒨教他读书识字，教他兵法布阵，教他刀剑骑射。后来还为蛮子改名“韩子高”。后来两人感情日益深厚，陈蒨就对韩子高说，如果他日后为帝，那么一定立韩子高为后，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男皇后”这一说。后来陈蒨为帝，决定兑现他的诺言，但朝堂之上一片反对之声，在各方的阻挠之下，册封韩子高为后一事最终未能实现。但是在陈蒨心中，始终只有韩子高一个人，韩子高在他心中是他永远的皇后。
中国周易研究会
当时 邵长文 准备注册 [ 中国周易研究会 ] 就是因为名称不好，然后就注册了 [ 中华周易研究会 ]
【中国周易研究会】公司名：烦闷懊恼，事业难展，自防灾祸，始免困境。(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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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周易研究会 蒸蒸日上，邵长文会长 名扬海内外，这就表示公司名的重要性。
中国易经研究学会学费标准及缴费方式
欢迎免费试听！
为更好地遵循“推广易学，服务全球”的学会宗旨，满足社会更多的易经爱好者的需求，提升社会整体易学水平，为百姓创造更多福祉，经中国易经研究学会常务理事会研究决定，现面向社会公开开办“易经网络面授、函授培训班”，欢迎社会广大易经爱好者、初学者积极报名。
报名条件：
1、遵纪守法；
2、爱好易经；
3、报名高级班的学员必须至少有3年以上的学易经历及相应的基础。
培训方式：
通过互联网，利用目前最先进的“多人在线视频互动教学软件”实现老师与学员面对面的互动传授，只要家里有电脑、宽带、话筒及摄像头，就可以足不出户参加国内易学名师的培训课。专业班每个班最多设20个学员，高级班每个班最多设15个学员，每个学员都可以同时看到听到其他所有学员的视频及语音，并可同时与所有的学员及老师交流讨论，在上课提问时间内，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可以当场向老师提出，老师也会当场及时答疑。专业班每个专业约100个课时左右，在三个月内完成(每课时45分钟)。高级班每个专业为50个课时左右，在1-2个月内完成。如有意报名者，可以先申请免费试听。
(还有一种培训方式是“网络函授培训班”，是针对于那些没有足够的学习时间、自学能力较强的学员设立的。老师提供书本教材，网络专业函授班每隔2周老师在网络上通过视频，安排1小时回答学员们的单独提问。学期是3个月，学完之后，需要参加统一的毕业考试。网络高级函授班老师也会提供单独的视频答疑，次数为一次，时间不少于60分钟，提前预约。函授期内，学员在平时的自学过程中，还可以通过电话、QQ、电子邮件等方式向老师进行咨询。)
培训老师：
由中国易经研究学会统一安排，都是经过学会理事会严格考核过的，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及丰富的实践经验，高级班的老师大都是国内外易学名家，部分老师还出版过不少的个人专著。
班级分类：
1、六爻预测专业班； 2、六爻预测高级班；
3、四柱命理专业班； 4、四柱命理高级班；
5、阳宅风水专业班； 6、阳宅风水高级班；
7、相学专业班； 8、相学高级班；
9、奇门遁甲专业班； 10、奇门遁甲高级班；
11、紫微斗数专业班； 12、紫微斗数高级班；
13、阴宅风水专业班； 14、阴宅风水高级班；
15、起名专业班；
专业班每班限员20人，超过者另外开班。高级班每班限员15人，超过者另外开班。
培训时间及特别说明：
每个学员可以听课100课时，如果中途开始听课，则从中途到结尾的课程属于额外赠送，从老师讲的第一课开始计算学员的听课课时。如果一个学期100课时学习下来，感觉还是没有学好，一方面可以把平时录好的老师讲课视频反复观看聆听，自己反复学习，直到学会为止；同时还可以免费进入我们的公开课堂继续免费听课学习（在课堂内可以提问），直到感到学好了为止。在100课时的学期之内，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还可以通过电话或QQ等方式向老师请教，老师会尽快回答您的问题。通过上述三方面，确保学员能学有所成，确保学会。要提高学习效果，除了老师及培训中心提供的平台之外，学员自身也需要配合老师的教学，不断努力、刻苦学习，才能确保学会。如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学学停停，是没法学好的。学完后参加学会组织的预约网络考试，考试成绩合格后，由学会统一颁发盖有“中国易经研究学会”钢印的《毕业证书》及《职称证书》。
毕业待遇：
1、专业班毕业的学员由中国易经研究学会根据所学专业颁发《预测师证书》/《命理师证书》/《风水师证书》/《相学师证书》/《起名师证书》，高级班毕业的学员由中国易经研究学会根据所学专业颁发《高级预测师证书》/《高级命理师证书》/《高级风水师证书》/《高级相学师证书》/《高级起名师证书》；
2、易学水平及自身的知名度得以提高；
3、高级班毕业学员可免试加入中国易经研究学会并成为正式会员；
4、成绩特别优秀者，可推荐培养成为中国易经研究学会专家库人才；
5、可优先享有中国易经研究学会安排的就业机会。
中国对同性恋的态度从古至今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从古代到现代，同性恋一直占总人口的3%-4%左右。
在我国4000年的历史中，下史和野史都有关于同性恋现象的大量记载。同性恋在我国最早出现于何时？传说是始于黄帝。清代学者纪昀（晓岚）《阅微堂笔记》卷12中说："杂说称娈童始黄帝。"但是根据潘光旦先生的考据，认为这一记载不尽可靠，因为就连黄帝本人是否确有其人尚在探讨之中。
另据考证，我国远在商代就有"比顽童"、"美男破产（老）、美女破居"之类的说法，更有脍灸人口的"余桃"（春秋）、"断袖"（汉代）、龙阳君（战国）、安陵君（战国）等历史人物和故事的记载。史载龙阳君为魏王"拂枕席"；弥子瑕与卫灵公"分桃而食"； 汉哀帝下董贤共寝，董贤压住了皇实的袖子，皇帝不忍惊醒他，"断袖而起".后代于是以"龙阳""余桃""断袖"等语汇暗指同性恋现象。
潘光旦先生遍查史书，考出"前汉一代几乎每个皇帝都有个把同性恋对象"这一史实。汉文帝宠幸邓通，赐给他开采铜山自铸钱币的权力，邓通因此富比王侯，成为中国历史上因"色"获益最多的男人。
汉时宫人中还有女同性恋现象，她们乔装打扮，配为夫妇，同寝同食。当时陈皇后无子，命宫人着男子衣冠，打扮在男了模样，同她共寝。武帝得知此事后，大怒废后，责其为"女而男淫".在汉以前，仅从史籍记载来看，"狎昵娈童"仅为君王贵族的特殊癖好，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渐渐普及于士大夫及社会民众，并且公然形诸歌咏。"晋代和六朝是一个十分讲究品性的时代……各种品性之中，记载得最多的是姿容，是容仪，男子而亦讲究姿容，中外的历史里似乎只有两个时代，在西洋是希腊，在中国就是两晋南北朝了。"（蔼理士，潘注，第531页）男子讲究姿容正是男子同性恋盛行的佐证。
唐朝与五代史籍所载的同性恋资料缺乏，因此有人认为，当时男色之风渐衰，但到宋朝又兴盛起来。男子公然为娼，聚集成风月作坊，招揽生意。到了宋徽宗时，不得不立法告捕："男为娼，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由此可同当时男娼的鼎盛。
元代男色之风又衰，到明代又复盛，上有"宠狎年少俊秀小内臣"的正德皇帝，中有"昼非金（男戏子）不食、夜非金不寝"在大官，下有"溺于男宠、不问妍媸老少"的儒生。
清代继明代男色极盛之后，情势并不见逊色。明清两代法律皆禁止官吏嫖妓狎娼，这可能是他们不得不寻找"替代性出路"的原因之一。当时士大夫所狎男色，多半是梨园中的戏子，到"相公堂子"中寻欢。相公堂子是清代中后期北京演剧业组织，但由于达官贵人中盛行狎玩相公，许多男旦有此类同性性活动，以致有人将相公堂子视为男馆，认为它同妓馆几乎一样。（唐纳希尔，第105-106页）
清代盛行"私寓"制度，官吏富商蓄养相公成风。这些大户人家买来眉清目秀的小男孩供主人赏玩，称"男风"，小孩被称为"相公"或"象姑".据潘光旦先生考证，"相公"的称呼原先只适用于男伶而演旦角的人，后来则成为男伶而同时是同性恋对象的人的一种称呼。再后，好事者认为"相公"之名不雅，又改为"象姑"，声音相近，而义则更切。当时北京通行的一种近乎旅游指南性质的书，叫作《朝市丛载》，载有咏象姑车诗曰： "斜街曲巷趋香车，隐约雏伶貌似花，应怕路人争看杀，垂帘一幅子儿纱。 "到清末及民国初年，才有伶人出而介议废止所谓"私寓"制度。（蔼士理，潘注，第322-323页）潘光旦先生指出，在男女伶人不许同台演出的规矩之下，男人必须演旦角，女人必须演生角，因此，令人这一职业便大为同性恋者和易装癖者最好的一个出路。
中国历史上不少小说中都有对同性恋现象的描写，如《红楼梦》、《金瓶梅》、等，更有《品花宝鉴》一书完全是以描写梨园界的同性恋为主题的。近代我国称同性恋风气为"男风"，又称"南风"因为这一风气"闽广两越尢甚".男同性恋者互称契哥契弟；女同性恋者则结拜金兰。高罗佩也注意到清代对同性恋宽容、对异性恋反而严厉的态度： "当时的规矩对这些关系的公开表现（男人手拉手在街上走，戏剧表演中出现娈童等）相当宽容， 反而把异性恋严格限定在私人生活的范围内。 "（高罗佩，第73页）他的观察是引人注意的。
有人对我国历史上各个朝代同性恋风气的兴与衰的看法与上述略有不同。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同性恋的存在状况是前后一致、无甚大起大落的，不能仅以古籍上对同性恋现象记载的多少来推测各朝代同性恋风气的兴衰。我们认为，用这种观点来推测明清以前的情况大致不错；但由于明清禁女娼而使社会上层人物中同性恋活动兴盛起来倒也是合乎逻辑的揄。因此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在前几千年，同性恋活动状况大致平稳，到明清达到一个小小的高潮，而这个高潮是由的禁娼规定所导致的。
然而，对同性恋态度最严厉，最残暴的时期，是在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时期世风日下，社会动荡不安。这也是一个特殊时期，这个时期应当被视为一个特例，就像纳粹统治时期在德国历史上应当被看作一个特例一样。在文革中，没有任何问题的的人还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遑论同性恋这种不为一般人所理解同情的性取向。在那个时期，凡是被揭露出来的同性恋者，所受待遇都很严酷，轻者批判审查，重者殴打致死。北京某中学有一位美术教师，因为与男学生的同性恋行为被揭露，便被殴打致死；因为同性恋行为败露或怕被揭露而的案例也有发生；最严重者有被判处死刑的。一个被判死刑的案例是这样的：北京某中学一位男教师，因为与男学生的同性恋行为被揭露，家长告到学校，后该教师被判死刑。
文革期间同性恋者这些法外的遭遇或过重的量刑与时代有关，那是一个法制荡然无存、全社会陷入癫狂的时代。虽然这个时代已经过去，就像一场噩梦，但是那个时期留在社会意识和人们心中的烙印极深， 对于社会的"同性恋恐惧症"（homophobia）会有意想不到的深远影响，时至今日，也还不能说这一病症已经完全治愈。
文化大革命之后，仍有不少同性恋在同性恋聚会场所被警察抓获或受到盘查的的事情。
目前，对同性恋行为的行政处罚办法处于无法可依的状况，因此各个单位处理的宽严幅度很大：有的单位不作任何处理；有的单位采取取消一级浮支工资或停发数月工资的处分；有单位给记过或留厂察看处分；有的单位采取内部调动工作或限期调离单位另谋出路的处分；还有开除党籍，军籍、开除公职的处分等等。
由于在我国对同性恋行为没有法律条文明文规定，法律机构和各行政单位、企事业单位对同性恋的处置方法又是那么五花八门，以致同性恋群体中的人们对自己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也多是模糊不清的。
在一次调查问卷中可以看出，大多数调查对象安全感程度不高，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有危险的"；其次是不知道自己行为是否有危险的人；
少数人认为"没有什么危险".在回答"您认为自己的行为一旦暴露会有哪些后果"这一问题时， 大多数人答"不知道".在少数作了具体估计的人们当中，答"可能判劳教"和"可能受到行政处分"的人数，略高于答"可能判刑"和"可能受到拘留"的人数。
由此可见，无论是法律本身还是同性恋者对自己行为法律地位的认识全都处于一种若明若暗的状况之中。
还有一点也是值得一提的
目前，我国的司法部门有时把同性恋看作一种"性罪错"，有些同性恋者会以流氓罪被判刑，或被劳教，或通知工作单位给予行政处分，但是，这样的事例并不多。
国内有一本关于性变态的医书建议，把同性恋者看作精神病患者，由司法部门移交医院处理。这种建议首先低估了同性恋者的巨大数量——医院很难处理如此数量巨大又不是自愿求医的人口。其次，许多同性恋者不但不愿求医，而且把同性恋看作自己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此类人士心智健全，性情温良，由医院对他们实行强制治疗，显然有违医学的人道原则。因此，把同性恋看作疾病是错误的。
同性恋在人们心目中从宗教意义上的罪人和法律上的罪犯改变为病人，被认为是一个人道主义的转变，因为这样他们就从应当被诅咒和镇压的对象，变成为需要帮助和理解的对象了。如果同性恋倾向是遗传的疾病，那么有这种取向的人就不能被谴责为具有邪恶的道德的或有罪的习惯了。后来，又发生了第二次转变：从以同性恋为身体或心灵的病态，转变为认为它不是疾病，而不过是一种异于常人的违反社会行为规范的个人倾向。在现代，由于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影响，同性恋者在许多国家获得了合法地位，人们对同性恋的态度又发生了第三个转变，变得更加宽容，认为它只不过是一种与众不的生活方式而已， 同性恋作为一种性取向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自然的。
当然，最近几年对同性恋的行为越来越宽容了，同性恋受到拘留和盘查的事基本上已经不构成社会问题，人们对同性恋的态度也渐渐的由恐慌、刻薄转为理解和忿忿不平，各类同志公益和同志游行是一个显著的特征。现在的中国人对同性恋的态度并不统一，有的人反对，支持以前保守传统的旧观念，有的人选择理解，支持平等和多元，并且两派不相上下，矛盾激烈。按照历史发展的角度上来看，形势趋向于并有利于理解和尊重性少数人群的一派。
同性恋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大致就是这样，要详细一点，都可以写本书出来了。【以上部分摘自李银河老师的《同性恋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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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代到现代，同性恋一直占总人口的3%-4%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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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考证，我国远在商代就有"比顽童"、"美男破产（老）、美女破居"之类的说法，更有脍灸人口的"余桃"（春秋）、"断袖"（汉代）、龙阳君（战国）、安陵君（战国）等历史人物和故事的记载。史载龙阳君为魏王"拂枕席"；弥子瑕与卫灵公"分桃而食"； 汉哀帝下董贤共寝，董贤压住了皇实的袖子，皇帝不忍惊醒他，"断袖而起".后代于是以"龙阳""余桃""断袖"等语汇暗指同性恋现象。
潘光旦先生遍查史书，考出"前汉一代几乎每个皇帝都有个把同性恋对象"这一史实。汉文帝宠幸邓通，赐给他开采铜山自铸钱币的权力，邓通因此富比王侯，成为中国历史上因"色"获益最多的男人。
汉时宫人中还有女同性恋现象，她们乔装打扮，配为夫妇，同寝同食。当时陈皇后无子，命宫人着男子衣冠，打扮在男了模样，同她共寝。武帝得知此事后，大怒废后，责其为"女而男淫".在汉以前，仅从史籍记载来看，"狎昵娈童"仅为君王贵族的特殊癖好，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渐渐普及于士大夫及社会民众，并且公然形诸歌咏。"晋代和六朝是一个十分讲究品性的时代……各种品性之中，记载得最多的是姿容，是容仪，男子而亦讲究姿容，中外的历史里似乎只有两个时代，在西洋是希腊，在中国就是两晋南北朝了。"（蔼理士，潘注，第531页）男子讲究姿容正是男子同性恋盛行的佐证。
唐朝与五代史籍所载的同性恋资料缺乏，因此有人认为，当时男色之风渐衰，但到宋朝又兴盛起来。男子公然为娼，聚集成风月作坊，招揽生意。到了宋徽宗时，不得不立法告捕："男为娼，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由此可同当时男娼的鼎盛。
元代男色之风又衰，到明代又复盛，上有"宠狎年少俊秀小内臣"的正德皇帝，中有"昼非金（男戏子）不食、夜非金不寝"在大官，下有"溺于男宠、不问妍媸老少"的儒生。
清代继明代男色极盛之后，情势并不见逊色。明清两代法律皆禁止官吏嫖妓狎娼，这可能是他们不得不寻找"替代性出路"的原因之一。当时士大夫所狎男色，多半是梨园中的戏子，到"相公堂子"中寻欢。相公堂子是清代中后期北京演剧业组织，但由于达官贵人中盛行狎玩相公，许多男旦有此类同性性活动，以致有人将相公堂子视为男馆，认为它同妓馆几乎一样。（唐纳希尔，第105-106页）
清代盛行"私寓"制度，官吏富商蓄养相公成风。这些大户人家买来眉清目秀的小男孩供主人赏玩，称"男风"，小孩被称为"相公"或"象姑".据潘光旦先生考证，"相公"的称呼原先只适用于男伶而演旦角的人，后来则成为男伶而同时是同性恋对象的人的一种称呼。再后，好事者认为"相公"之名不雅，又改为"象姑"，声音相近，而义则更切。当时北京通行的一种近乎旅游指南性质的书，叫作《朝市丛载》，载有咏象姑车诗曰： "斜街曲巷趋香车，隐约雏伶貌似花，应怕路人争看杀，垂帘一幅子儿纱。 "到清末及民国初年，才有伶人出而介议废止所谓"私寓"制度。（蔼士理，潘注，第322-323页）潘光旦先生指出，在男女伶人不许同台演出的规矩之下，男人必须演旦角，女人必须演生角，因此，令人这一职业便大为同性恋者和易装癖者最好的一个出路。
中国历史上不少小说中都有对同性恋现象的描写，如《红楼梦》、《金瓶梅》、等，更有《品花宝鉴》一书完全是以描写梨园界的同性恋为主题的。近代我国称同性恋风气为"男风"，又称"南风"因为这一风气"闽广两越尢甚".男同性恋者互称契哥契弟；女同性恋者则结拜金兰。高罗佩也注意到清代对同性恋宽容、对异性恋反而严厉的态度： "当时的规矩对这些关系的公开表现（男人手拉手在街上走，戏剧表演中出现娈童等）相当宽容， 反而把异性恋严格限定在私人生活的范围内。 "（高罗佩，第73页）他的观察是引人注意的。
有人对我国历史上各个朝代同性恋风气的兴与衰的看法与上述略有不同。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同性恋的存在状况是前后一致、无甚大起大落的，不能仅以古籍上对同性恋现象记载的多少来推测各朝代同性恋风气的兴衰。我们认为，用这种观点来推测明清以前的情况大致不错；但由于明清禁女娼而使社会上层人物中同性恋活动兴盛起来倒也是合乎逻辑的揄。因此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在前几千年，同性恋活动状况大致平稳，到明清达到一个小小的高潮，而这个高潮是由的禁娼规定所导致的。
然而，对同性恋态度最严厉，最残暴的时期，是在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时期世风日下，社会动荡不安。这也是一个特殊时期，这个时期应当被视为一个特例，就像纳粹统治时期在德国历史上应当被看作一个特例一样。在文革中，没有任何问题的的人还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遑论同性恋这种不为一般人所理解同情的性取向。在那个时期，凡是被揭露出来的同性恋者，所受待遇都很严酷，轻者批判审查，重者殴打致死。北京某中学有一位美术教师，因为与男学生的同性恋行为被揭露，便被殴打致死；因为同性恋行为败露或怕被揭露而的案例也有发生；最严重者有被判处死刑的。一个被判死刑的案例是这样的：北京某中学一位男教师，因为与男学生的同性恋行为被揭露，家长告到学校，后该教师被判死刑。
文革期间同性恋者这些法外的遭遇或过重的量刑与时代有关，那是一个法制荡然无存、全社会陷入癫狂的时代。虽然这个时代已经过去，就像一场噩梦，但是那个时期留在社会意识和人们心中的烙印极深， 对于社会的"同性恋恐惧症"（homophobia）会有意想不到的深远影响，时至今日，也还不能说这一病症已经完全治愈。
文化大革命之后，仍有不少同性恋在同性恋聚会场所被警察抓获或受到盘查的的事情。
目前，对同性恋行为的行政处罚办法处于无法可依的状况，因此各个单位处理的宽严幅度很大：有的单位不作任何处理；有的单位采取取消一级浮支工资或停发数月工资的处分；有单位给记过或留厂察看处分；有的单位采取内部调动工作或限期调离单位另谋出路的处分；还有开除党籍，军籍、开除公职的处分等等。
由于在我国对同性恋行为没有法律条文明文规定，法律机构和各行政单位、企事业单位对同性恋的处置方法又是那么五花八门，以致同性恋群体中的人们对自己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也多是模糊不清的。
在一次调查问卷中可以看出，大多数调查对象安全感程度不高，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有危险的"；其次是不知道自己行为是否有危险的人；
少数人认为"没有什么危险".在回答"您认为自己的行为一旦暴露会有哪些后果"这一问题时， 大多数人答"不知道".在少数作了具体估计的人们当中，答"可能判劳教"和"可能受到行政处分"的人数，略高于答"可能判刑"和"可能受到拘留"的人数。
由此可见，无论是法律本身还是同性恋者对自己行为法律地位的认识全都处于一种若明若暗的状况之中。
还有一点也是值得一提的
目前，我国的司法部门有时把同性恋看作一种"性罪错"，有些同性恋者会以流氓罪被判刑，或被劳教，或通知工作单位给予行政处分，但是，这样的事例并不多。
国内有一本关于性变态的医书建议，把同性恋者看作精神病患者，由司法部门移交医院处理。这种建议首先低估了同性恋者的巨大数量——医院很难处理如此数量巨大又不是自愿求医的人口。其次，许多同性恋者不但不愿求医，而且把同性恋看作自己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此类人士心智健全，性情温良，由医院对他们实行强制治疗，显然有违医学的人道原则。因此，把同性恋看作疾病是错误的。
同性恋在人们心目中从宗教意义上的罪人和法律上的罪犯改变为病人，被认为是一个人道主义的转变，因为这样他们就从应当被诅咒和镇压的对象，变成为需要帮助和理解的对象了。如果同性恋倾向是遗传的疾病，那么有这种取向的人就不能被谴责为具有邪恶的道德的或有罪的习惯了。后来，又发生了第二次转变：从以同性恋为身体或心灵的病态，转变为认为它不是疾病，而不过是一种异于常人的违反社会行为规范的个人倾向。在现代，由于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影响，同性恋者在许多国家获得了合法地位，人们对同性恋的态度又发生了第三个转变，变得更加宽容，认为它只不过是一种与众不的生活方式而已， 同性恋作为一种性取向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自然的。
当然，最近几年对同性恋的行为越来越宽容了，同性恋受到拘留和盘查的事基本上已经不构成社会问题，人们对同性恋的态度也渐渐的由恐慌、刻薄转为理解和忿忿不平，各类同志公益和同志游行是一个显著的特征。现在的中国人对同性恋的态度并不统一，有的人反对，支持以前保守传统的旧观念，有的人选择理解，支持平等和多元，并且两派不相上下，矛盾激烈。按照历史发展的角度上来看，形势趋向于并有利于理解和尊重性少数人群的一派。
同性恋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大致就是这样，要详细一点，都可以写本书出来了。【以上部分摘自李银河老师的《同性恋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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